20世纪绘画面临着严峻的“身份危机”，西方的艺术中心正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新一代的艺术巨星是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二者代表了战后艺术中最强劲的现代力量：抽象与大众文化。在这个背景下，“具象绘画过时了”、“架上绘画已死”并非仅仅是耸人听闻的口号。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重拾对具象绘画绘画的信心？答案是弗洛伊德和培根，他们既向古典传统开战，又与现代潮流交火！
他们都有鼎鼎有名的祖辈：培根是著名哲学家培根的后人，而弗洛伊德则是精神分析学派始祖弗洛伊德的孙子。
与弗洛伊德相比，培根的天赋更高，其性格与艺术风格也更为狂野不羁、充满挑衅、冒犯与挣扎。
当22岁的弗洛伊德在伦敦初次遇见35岁的培根时，两人都不自觉地被对方身上的天才气质所吸引。弗洛伊德对培根作品的处理方式及其笔下那些富于创造性的形象心生敬佩。不可避免地，他为培根那大胆夸张的创作方法所着迷，也为自己创作中所缺乏的那种充沛情感而感到沮丧。对于欧洲绘画传统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肖像画，培根认为传统的面部肖像几乎无法表现出动态，更谈不上体现心理活动的丰富，无法传达出人类对于死亡的认知、对徒劳的担忧以及对梦魇的恐惧。
而这些都是培根所认为现代背景下最为重要的根本和真实。显然，培根对于肖像画的认识超越了年轻的弗洛伊德，彼时弗洛伊德还顺着传统的素描技法，在画中慢笔添上经过仔细观察得来的线条，再一点点打上程式化的阴影。但在培根的影响下，弗洛伊德完全放弃了线描式的方式，转而开始在涂绘上突破自我。这种方式虽然激进，却启发了他不过分专注于眼前人物和气场的描摹，从而通过一些模糊化的处理和主观情感的添加，使画作更具有人性的洞察力。
这一中年变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需要惊人的勇气。要知道，弗洛伊德当时已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都是建立在他的素描功底之上。由线描向涂绘的转向，意味着他将固定的面部特征涂抹模糊并进行位移，并利用油彩在笔刷上形成的不同黏性去探索无尽可能。这正是培根的创作理念——在创作中融入更多偶然和冒险的因素。
弗洛伊德像法医一样解剖着松弛的脂肪和布满霉菌的皮肤，培根则在幽冥之界获得力量，画出毛骨悚然的脸和幽灵般的出没。在培根的影响乃至刺激下，弗洛伊德变得更加注重肉体，他开始把人体看作一种变化的风景——人的体积感完全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取决于光线，倒不如说是更多地受到皮肤状态、血流以及骨骼、肌肉和皮下脂肪的影响。
弗洛伊德曾说：“我希望我的作品再现现实，但不是机械地再现。”；“你问我，我对一幅画的要求是什么？我期望它能震撼我的心灵，干扰我的心绪，打动我的心弦，让我为之折服。”这些格言可以视为对其艺术的最好诠释。弗洛伊德的这一绘画理念与中国绘画“重神韵不重形似”的古老观念如出一辙。
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表现派画家，英国最伟大的当代画家之一。
在弗洛伊德那里，视觉不仅仅感知的一种，而且还是一种直觉,是人筑建其和外界联系的一种本能,他们在视觉上显视的特征是他们与世界沟通方式的再现。因此，他画中的肖像人物往往是扭曲的、神经质的、甚至是丑陋的。
弗洛伊德以其独特的艺术思想远离喧嚣的国际艺术潮流，执着地向着自己领域的纵深层面伸展，而且画风也更为自由、更有情感，更具有表现性。
他早期作品中的那种典型的沉郁模式得到了全面的修正与更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厚重笔触的色彩造型，弗洛伊德审美的视点由关注微妙的灰色和形体变形产生的意味逐渐转向对形体语言本身的重视，对人体的描绘成为主要的题材。
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结实有力，如铜打铁铸一般,具有一种内在的表现力，这与米开朗基罗笔下雄健有力的人体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米开朗基罗追求的是理想中的近乎完美的英雄主义的人体处理，,而弗洛伊德则是在外表的真实下显现人性的真实存在，也就是个体的人的独特存在。
弗洛伊德对色彩驾驭已不仅仅停留在塑造人物的形象上，将色彩转化为一种具有内涵的生命。弗洛伊德的绘画风格对20世纪西方写实主义的风格起了巨大的作用，影响了写实绘画发展的方向。因此，在当代弗洛伊德被看成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弗洛伊德的画作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其绘画的自传性质很浓，
二是作画不关注皮相，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乃至灵魂之中，画出由内而外的精气神。
弗洛伊德的画作常常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成为当代艺术界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