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纽约Knoedler画廊爆出了一起震惊艺术界的丑闻：该画廊曾高价出售了约60幅伪造的抽象表现主义名作，其中包括马克·罗斯科和杰克逊·波洛克等大师的作品。这些伪造品在艺术市场上流通多年，甚至得到了一些所谓“专家”的鉴定认可，直到真相大白，才引发了艺术界对鉴定机制和艺术真实性的深刻反思。然而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现象，它只是艺术史中众多伪造事件的冰山一角。
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在感叹技术万能的同时，有许多人敏锐的发现了一种新的“伪造”现象——人工智能“幻觉”。人工智能模型在生成艺术作品、文本描述等过程中，常常会生成一些看似合理却又毫无根据的虚假信息。这些“幻觉”内容颇似艺术史中的伪造品，因其表面的权威性和逼真性，误导着大众。艺术家Refik Anadol的工作室早在2016年便开始探索基于集体视觉记忆的数据美学项目“机器幻觉”（Machine Hallucination），通过处理大量的档案数据，生成了既真实又虚构的图像。这些作品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引发了观众对艺术真实性的思考。
Machine Hallucination — NYC, A/V Performance, Exhibition, Installation, New York, USA, 05 Sep 19 - 05 Feb 20
从艺术史中的伪造事件到人工智能的“幻觉”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古今的线索：无论是伪造者还是人工智能，都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挑战着艺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我尝试以艺术史研究者的视角，探讨艺术史中的伪造现象与人工智能“幻觉”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具体伪造事件的分析，结合人工智能“幻觉”的特点，探讨两者在动机、手段和传播路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从艺术理论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对艺术真实性和权威性的挑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幻觉”的本质，也为艺术界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法开启思考之门。
艺术史中的“伪造”
人是复杂而又单纯的生物，尽管最为常见的伪造动机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伪造者通过制作和销售伪造的艺术品，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然而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伪造者有时也会出于艺术追求或个人情感的原因而进行伪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的伪造大师汉·范·梅格伦（Han van Meegeren）伪造了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作品《以马忤斯的晚餐》。梅格伦并非简单地复制维米尔的原作，而是根据维米尔的风格进行全新的创作。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维米尔致敬，并表达自己对古典艺术风格的热爱。然而，他的伪造活动在二战后被曝光，当时成立的“盟军艺术委员会”为了识别并向其所有者归还纳粹领导人收藏的艺术品时，在赫尔曼·戈林的收藏中发现了维米尔的一幅不为人知的画作《基督与被通奸带走的女人》（Christ and the Woman Taken in Adultery），这令委员会的专家们感到困惑，最终将这幅画追溯到一位古怪而富有的阿姆斯特丹画家，这便是范·梅格伦。1945年在被捕并面临与纳粹合作的严重指控下，范·梅格伦才承认其伪造了著名的维米尔的其他画作。梅格伦的伪造品不仅骗过了众多专家和收藏家，甚至被当作真品收录于艺术史著作中，这种看似“艺术性”的伪造行为却对艺术市场和艺术史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南石山村的生产车间，高水旺在整理二次烧制后的唐三彩人物
从古至今，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伪造者们的手段五花八门，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创造力”。在传统手工造假领域，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的高水旺堪称“大师级”人物。上世纪90年代，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工艺品，于1994年夏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被国家机构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北魏珍贵文物”。这些陶俑不仅在形态上与真品极为相似，甚至在细节处理上也堪称完美，成功骗过了多位顶级专家，包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这一事件震惊了文物界，也让“河南造”成为收藏界和鉴定界头疼的代名词。
被故宫博物院顶级鉴定专家鉴定出24亿元的天价估值的“金缕玉衣”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伪造手段变得更加复杂和高精度。2011年，原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的“金缕玉衣”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谢根荣花费不到2万元，从老家收集了一些玉片，然后请来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将这些玉片串成所谓的“金缕玉衣”。牛福忠又邀请了多位顶级专家，包括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等，为这件“文物”估价24亿元。谢根荣凭借这一纸估价说明，就从银行骗取了7亿元贷款。
文物造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制假到售假，各个环节分工明确。在2012年3月公布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显示，中国文物造假按照类型分区，陶瓷造假主要集中在江西景德镇、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等地；青铜器造假集中在河南洛阳伊川县烟涧村；玉器造假集中在河南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等地；书画造假则以天津鼓楼地区最为严重，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地的假书画多由此流入。
人工智能 "幻觉" 的本质与特征
那么，如果我们将视野从艺术史转向技术时代，不难发现人工智能 "幻觉" 呈现出与传统伪造既相似又迥异的逻辑。这种现象本质上是算法在数据训练与符号生成过程中产生的 "认知偏差"—— 模型基于统计规律构建语义关联，却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因果理解。以 GPT-4 为例，其在生成艺术评论时可能虚构某位不存在的 19 世纪画家及其代表作，细节之生动足以混淆视听，这与范・梅格伦模仿维米尔风格创作伪作的底层逻辑形成奇妙呼应：二者均是对既有符号系统的重组，但AI 的 "创作" 完全依赖数据概率而非主观意图。
在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广泛应用中，AI"幻觉" 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
1.风格模仿的失控：我尝试在MidJourney 生成"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 时，AI可能无意识拼接出不符合历史服饰规范的细节，形成时空错位的 "伪风格"。
AI生成的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
2.艺术史信息的虚构：DALL-E 3 曾在用户指令下生成"毕加索 1905 年蓝色时期雕塑作品"，而事实上毕加索在这个时期以绘画创作为主，并无雕塑创作记录。
AI生成的毕加索“蓝色时期”的雕塑作品
3.审美逻辑的断裂：艺术家Refik Anadol 的"机器幻觉" 系列虽追求数据美学，但部分生成图像的色彩配比与构图法则，违背了人类视觉认知的基本规律，形成算法层面的 "审美伪造"。
Refik Anadol 的"机器幻觉"
这种现象的技术根源在于AI深度学习的 "黑箱" 特性—— 模型通过 Transformer 架构建立 token 之间的关联，却无法验证信息的真实性。正如艺术史学家巫鸿指出的 "物质文化研究中的视觉陷阱"，AI 的 "视觉认知"本质上是对像素数据的概率拟合，而非对艺术本体的理解。
“幻觉”的挑战
挑战真实
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提出的 "第三级拟像"理论，恰可解释当下的困境：传统伪造品仍是对 "原作"的模仿（第一级），而 AI"幻觉" 生成的内容则是脱离原作的独立符号生产（第三级），其存在本身已消解了 "真实" 与"伪造" 的二元对立。当 DALL-E 生成的 "梵高未完成手稿" 在拍卖行以高价成交，当 GPT-4 撰写的艺术评论被学术期刊接受，艺术真实性的判定已从物质层面的 "是否存在原作"，转向数据层面的 "是否符合概率共识"。这恰恰是从 "物质原真性" 到 "数据原真性"的转移。
鲍德里亚《拟像与仿真》
挑战权威
艺术史中的鉴定权威建立在专家的经验积累与物质分析技术之上（如碳 14 测年、颜料成分分析），而 AI 时代的 "鉴定" 则不然。一方面，模型生成的内容可能绕过传统鉴定手段，如可被篡改元数据的数字艺术品；另一方面，公众对算法的盲目信任正在形成新的 "技术权威"。2022年某艺术机构使用 AI 鉴定系统识别伪作时，因训练数据包含大量现代仿品，反而将真品误判为伪造，暴露了技术权威的内在缺陷。这种专家体系与算法信任的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理性与机器理性对话语权的争夺。
结语
从范・梅格伦的画室到 Refik Anadol 的代码实验室，人类对 "伪造" 的认知始终伴随着技术革命而演变。如果说艺术史中的伪造是人性欲望的物质投射，那么 AI"幻觉" 则是技术理性下必然存在的阴影。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 "有意识的欺骗"，后者是 "无意识的偏差"，但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 —— 当我们创造的符号系统开始自我繁殖，人类该如何守护对 "真实" 的信仰？或许答案正如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所期许的：在承认 "灵晕" 消散的同时，保持对艺术本质的持续追问 —— 不是追问 "是否真实"，而是追问 "为何存在"。这或许才是破解所有 "伪造" 与"幻觉" 的终极密钥吧。
参考文献
Baudrillard, J. (1981).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njamin, W. (1936).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Gombrich, E. H. (1960).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London: Phaidon Press.
巫鸿. (2003).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